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形势 - 预警播报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复苏进程缓慢。即便在宽松货币政策的持续刺激之下，其国内经济的增长势头难以提振，无法发挥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作用。另外，近年来美国推动的TPP 和TTIP 谈判，以高端开放为契机，力图掌控下一轮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对我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构成新的挑战，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
面对当前严峻的国外经济环境，我国适时调整了经济发展模式，全面推动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将发展的“砝码”更多地放置在国内市场，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偏重于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产业结构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发展模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2016年5 月国务院签发的《关于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外贸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促进外贸回稳向好，对经济平稳运行和升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把握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形势，有利于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精准发挥政策保障发展的功能。
一、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全球进口需求持续萎缩
2008 年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从表1 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来看，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在2010 年出现了反弹，但此后全球经济增速一直差强人意，迟迟无法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复苏进程相对缓慢。就经合组织成员国而言，2014 年的G D P 同比增长率为1.68%，其G D P 的全球占比从2004 年76% 持续下滑至2014 年的68%，货物和服务出口的增速远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因此，可以说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动力明显走弱。
其次，从表2 美国、日本和欧元区G D P 数据来看，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自2014 年度起勉强挽回经济衰退的颓势，G D P 同比增长率从2013 年的-0.3% 回升至0.9%，2015 年度继续保持经济复苏态势（1.6%），虽然其经济复苏趋势的可持续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如2016 年第一季度G D P 同比增长下滑至1.5%1，但对于我国外贸环境改善而言，仍不失为一大利好因素。日本虽然依靠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摆脱了衰退的困境，自2012 年以来尚未出现负增长，但是2014 年的GDP 停留在零增长状态，2015 年勉强恢复到0.5%，经济增长势头难以出现大幅提振2。即便在持续的量化宽松的政策环境下，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十分不稳定。相反，作为全球金融危机震源的美国，其经济状况呈现出稳定复苏的征兆，自2010 年以来GDP 同比增长率一直保持1~2 个百分点。截至2015 年，美联储依据就业指标持续向好，GDP 实际增长率仍然维持在2.4%3。在安定的增长环境下，美联储做出未来就业有望保持稳定态势的判断，于2015 年12 月，近十年首次上调了联邦基准利率4。随着美国经济的稳定复苏，未来美国可能再次在发达经济体中发挥“火车头”的作用，进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内生发展动力走弱，其对全球商品的进口需求也随之下滑，即便经济复苏顺利的美国也不能例外。从表3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商品进口贸易指数来看，自2012 年开始全球进口需求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近3 年的指数分别为99.29、98.13 和85.31，全球需求下降趋势明显，2015 年的降幅仍在扩大。美国和日本的进口需求变化趋势与全球的变化趋势类似，自2012 年起持续下滑，尤其是经过2015 年的大幅下滑后，其需求水平已远不如2009 年前的水平。与美、日相比，虽然欧盟28 国的进口需求的下滑程度相对缓和，2014 年的进口需求也勉强接近危机前的需求水平，但结合其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叙利亚等诸多地缘政治冲突的不确定性增多和2015 年进口贸易指数大幅下滑的现状来判断，即便未来1 年内欧盟G D P 保持稳定复苏势头，其进口需求水平也很难出现大幅上升的态势。
二、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下降，进口贸易同比降幅明显大于出口贸易。
借助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从国际需求角度看，目前全球经济仍旧处在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恢复期，总体经济复苏疲弱的态势尚未得到显著改善，全球贸易几乎处在停滞增长的状态。这种国际环境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的稳步发展起到了不利影响，以下进一步聚焦我国最近的贸易发展情况。
从表4 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来看，我国2015 年累计额达到39535.57 亿美元，与2014 年相比减少了3479.71 亿美元。其中，出口贸易额为22735.26 亿美元，减少了687.67 亿美元；进口贸易额为16,800.31 亿美元，减少了2,792.04 亿美元。就该指标而言，除了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 年曾出现贸易额断崖式滑落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贸易额萎缩的迹象还是首度出现。特别是，尽管2009 年我国实施了“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但依然无法抗衡外部需求持续疲软的局势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自2010 年以来，进出口贸易累计额同比增长率从34.72% 一路下降至2015 年的-8.09%，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再分别从出口和进口贸易总额来看，一方面，出口降幅虽然没有2009 年下降16.01% 那般剧烈，但是必须注意到2015 年出口贸易累计额同比增长率出现2.94% 的下降，这毕竟是2010 年以来首次萎缩，并且从2010 年开始出口贸易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持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进口贸易的发展趋势基本与出口一样，但是其近年来的降幅明显大于出口贸易。特别是，20[来自www.LW5u.coM]15 年同期进口贸易总额同比下降了14.25%，远远超出了出口贸易的降幅，从而导致在出口贸易萎缩的情况下，贸易差额累计额仍然出现上升的现象。其缘由将在下文中进行具体的分析。
三、我国对外贸易国别结构稳中有变，对欧、美贸易关系稳定，对日贸易关系走弱，与东盟贸易关系日趋紧密。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由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全球进口需求持续萎缩，加上我国传统的重要出口对象国多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因此2015 年我国出口贸易出现了2010 年以来的首次萎缩。这种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趋势在未来可能会继续一段时期，为了分析未来我国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开辟新兴出口替代市场的可行性，需要我们对我国近期的对外贸易国别结构展开进一步地研究。
首先，从我国2015 年的进出口贸易累计额的国别结构来看，①亚洲占比为52.96%，达到20956.31 亿美元。其中东盟占比[来自wWw.lW5u.CoM]为11.93%、日本占比7.04%，韩国占比6.97%。与2010 年相比，该指标的亚洲占比基本未变，2010 年东盟占比为9.85% 上升了2.08 个百分点，日本占比为10.02% 下降了2.98 个百分点，韩国占比为6.97% 未发生变化。② 2015 年欧洲占比为17.6%，达到6965.47 亿美元；北美洲占比为15.53%，达到6144.14 亿美元，其中美国占比达到14.11%。与2010 年相比，该指标的欧洲占比为19.28% 下降了1.68 个百分点；北美洲占比为14.22% 上升了1.31% 个百分点，其中美国占比为12.96% 上升了1.15 个百分点。③同期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占比分别为4.52%、5.98% 和3.38%。与2010 年同期相比，该指标的非洲占比微升了0.25 个百分点；拉丁美洲占比微降了0.18 个百分点；大洋洲的占比微升了0.0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三大洲在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国别结构中所占比重十分稳定。
其次，从我国2015 年出口贸易累计额的国别结构来看，①亚洲占比为50.15%，达到11408.5 亿美元。其中东盟占比为12.2%、日本占比5.96%，韩国占比4.45%。与2010 年相比，该指标的亚洲占比为46.39% 上升了3.76 个百分点，其中东盟占比为8.76% 上升了3.44 个百分点，日本占比为7.67% 下降了1.71 个百分点，韩国占比为4.36% 基本未变。② 2015 年欧洲占比为17.73%，达到4033.38 亿美元；北美洲占比为19.31%，达到4393.35 亿美元，其中美国占比达到18%。与2010 年相比，该指标的欧洲占比为22.51%，下降了4.78 个百分点；北美洲占比为19.38%，其中美国占比为17.95%，基本保持不变。③同期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占比分别为4.78%、5.81% 和2.22%。与2010 年同期相比，该指标的非洲占比上升了约1 个百分点；拉丁美洲占比微跌了0.1 个百分点；大洋洲的占比微升了0.13 个百分点。就出口贸易的国别结构而言，一方面，由于欧盟经济复苏缓慢，其在我国出口贸易国别结构中的比重出现下滑，但欧盟仍然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同样，虽然美国的进口需求水平较之前明显走弱，对我国出口的带动能力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但其在我国出口贸易国别结构中依然占据着最为核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亚洲作为出口市场的重要性在逐渐上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作为传统的重要出口对象国，其在我国出口贸易国别结构中的重要性相对减少。相反，以东盟国家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作为出口市场的魅力与日俱增。这说明未来在发达经济体进口需求可能持续下降的趋势下，为了缓解我国出口下滑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不仅需要强化我国在传统出口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同时需要牢牢把握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抓手，积极开发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潜力。
再则，从我国2015 年进口贸易累计额的国别结构来看，①亚洲占比为56.77%，达到9547.81 亿美元。其中东盟占比为11.57%、日本占比8.5%，韩国占比10.38%。与2010 年同期相比，该指标的亚洲占比为59.84% 下降了3.07 个百分点，其中东盟占比为11.08% 微升了0.49个百分点，日本占比为12.67% 下降了4.17 个百分点，韩国占比为9.92% 微升了0.46 个百分点。② 2015 年欧洲占比为17.43%，达到2932.09 亿美元；北美洲占比为10.41%，达到1750.79 亿美元，其中美国占比达到8.84%。与2010 年相比，该指标的欧洲占比为15.62% 上升了1.81 个百分点；北美洲占比为8.39% 上升了2.02 个百分点，其中美国占比为7.32% 上升了1.52 个百分点。③同期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占比分别为4.18%、6.2% 和4.94%。与2010 年相比，该指标的非洲占比微降了0.62 个百分点；拉丁美洲占比微降了0.34 个百分点；大洋洲的占比微升了0.23 个百分点。
就进口贸易国别结构而言，其展现出若干与出口贸易国别结构不同的特点。其一，亚洲作为进口商品来源地的地位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在我国进口贸易国别结构中的地位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既有两国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的因素，也有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在下文中将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其二，虽然北美，特别是美国在我国进口贸易国别结构中的地位不如其在我国出口贸易国别结构中的地位，但是其进口占比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这有利于缓解美国对我国长期与其保持贸易顺差的不满。其三，欧盟在我国进口贸易国别结构中的地位相对稳定。可以预见，在与亚欧发展中国家合力挖掘市场潜力，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我国势必会加大相应的欧洲进口，这有利于促进欧盟经济的进一步复苏。因此，欧盟国家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从而加强互利双赢的贸易关系。
总体而言，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国别结构稳中有变。与欧洲和北美洲国家的贸易关系稳定，其作为商品来源地的地位相对上升，从而相应稀释了其在我国贸易顺差国别结构中的突出存在。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密，但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出现持续走弱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从总量数据来看，日本在我国进口贸易国别结构中地位的下滑，似乎促成了亚洲在我国贸易顺差国别结构中的占比上升的趋势。为了说明进口大幅下滑的问题，以下将对我国贸易的商品结构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四、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促成进口额大幅下降，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加快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首先，从按H S 分类历年中国商品进口贸易结构来看，过去十年中我国进口贸易结构变化的最明显特征是，食品、原材料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显著上升，工业品的进口比重相对下降。例如，第一类活动物、第二类植物产品以及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制品，从2006 年开始，其在我国商品进口贸易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虽然近年来第五类矿产品比重的升幅出现钝化，2015 年甚至急速下滑至17.8%，但是其比重仍然大于2006 年的15.6%。又如，第六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第七类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和第十五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等工业品的进口比重，分别从2006 年的7.1%、5.8% 和7.6% 下降到2015 年的6.7%、4.7%和5.2%。特别是，第十六类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的比重下滑程度十分剧烈，从2006 年的41.5% 下滑至2015 年的34.8%。
其次，从历年中国各类商品进口贸易累计额的同比增长率来看，导致2015 年进口贸易结构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矿产品贸易额的大幅下滑，而起因则是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走低。例如，2013 年和2014 年的进口贸易结构基本一致，但是由于2015 年矿产品贸易额的同比增长率从2013 年的3.6% 大幅下滑至2015 年的-34.7%，尤其是，第27 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贸易额的同比增长率从2013 年的0.6% 大幅下滑至2015 年的-37.2%，直接导致了矿产品在进口贸易结构中的比重大幅下滑，从而即便在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贸易额的同比增长率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依然间接推高了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在进口贸易结构中的比重。
事实上，我们仅从2014 年12 月来看，在构成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指数的38 个种类的大宗商品中，下跌品种达到23 个，占60.5%，下跌品种在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中所占权重之和为84.7%。其中，天然橡胶价格同比下跌37.3%，铁矿石价格下跌49.3%，原油价格下跌42.7%，大豆价格下跌22.5%，原煤价格下跌25.3%，棕榈油价格下跌21.5%。同时，联合国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进口铁矿石、油料作物、棉花、羊毛、贱金属矿石和天然橡胶的数量居全世界第一位，中国进口原油、原煤和食糖数量居全世界第二位5。因此，进入2015 年大宗商品价格的走低直接促成了我国进口贸易额的大幅下降。
当然，我国着力推进的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也会加快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效应，从而降低我国工业品的对外依存度。借助我国对日本的进口贸易变化来看，我国对日本的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第六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第七类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第十五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第十七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和第十八类光学、医疗等仪器等工业制品部门。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第十六类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的进口占比曾达到一半以上。从历年中国对日各类商品进口贸易累计额的同比增长率来看，从2012 年开始，第七类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第十五类贱金属及其制品和第十六类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进口贸易累计额的同比增长率都出现了持续性的负增长。特别是，第十五类贱金属及其制品和第十六类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进口贸易累计额的降幅较大，直接导致其在对日进口贸易结构中的比重显著下降。
这种贸易趋势的起因固然有日本经济通缩、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和出口贸易不景气的影响，但我国对日本第十五类贱金属及其制品和第十六类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进口贸易累计额的降幅远远大于上述这些指标的降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在20 世纪90 年代，全球收入每增长1%，全球贸易就会增长2.5%，比以往多得多，但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了。就制造业而言，新兴市场成本上升和自给自足程度提高，以及世界各地生产方式的变化，已导致不少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不复存在。自2013 年以来，每1% 的全球增长只能产生0.7% 的贸易增长。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中国出口的产品多达60% 的价值来自于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至约35%6。因此，可以说，近年来我国进口下降的部分起因，是我国着力推进的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实实在在地加快了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效应。
五、未来对外贸易发展将进入“新常态”
全球经济呈现低增长低通胀并存格局是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由于发达经济体陷入流动性陷阱的迹象明显，利率与通胀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弱化。其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受各种因素限制，空间越来越小，作用不断减弱，很难带动民间投资，更难以刺激民间消费。再次，金融危机以来，去杠杆化、去库存化、去产能化的相互作用导致全球性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国际贸易增长缓慢。最后，由于经济基本面供需的失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逐步进入低位调整的通道。鉴于这些因素在未来的一年里很难出现积极向好的变化，加上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潜在冲击的显性化等新的不确定性的出现，所以未来全球经济低增长低通胀的格局或将持续，从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也将进入“新常态”。
在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形势下，我国应当积极做好应对措施：其一，加强人民币汇率管理政策的灵活度。人民币汇率管理政策应着力确保有效汇率相对稳定，允许汇率波动幅度的适度增加和人民币对美元的适度贬值，既要避免承担其他国家竞争性贬值的成本，又要避免为人民币币值不稳的投机预期推波助澜。其二，突出货币政策自主性。央行外汇占款的下降，为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要积极开辟投放基础货币的国内信贷渠道，另一方面要积极降低过去对冲外汇占款而不得不采取的高存款准备金率，为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提供充沛资金。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明显，通货紧缩潜在压力依然存在，货币政策要逆周期调节，必要时央行应优先考虑降准。其三，大力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出现。2015 年我国经济金融中积累的风险已经部分显现，未来还会不断暴露出来，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关键，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一底线，既要防止潜在的国内风险在外部冲击下发酵，又要防止国内风险的显化让外部冲击有机可乘。其四，继续推进区域化发展，深化南南合作。2016 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大增，存在很大的国际援助和合作的潜在需求，有关国家的外资政策也可能放松。我国应积极深化南南合作，加快推动金砖国家集团治理建设，实质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要时对困难和危机国家伸出援手，共渡时艰，实现共赢，从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事务治理上的国际话语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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