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内的大多数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来说，“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ADR）”还是一个有待拓展的新概念。但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这片制度创新的“试验田”里，对于调解、仲裁等多元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已蔚然成风。近日，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法律服务平台知识产权调解中心（下称知识产权调解中心）便成功调解了两起涉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在上海自贸区，企业负责人们亲切地称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们为“老娘舅”。在上海市所在的吴语地区，“老娘舅”常被人们用来形容那些有威望、讲公道的年长者。如今，这些知识产权领域的“老娘舅”们如何秉承“以和为贵”的理念定纷止争呢？在不久前赴上海采访期间，记者深入上海自贸区一探究竟。

　　“这是浦东法院自由贸易区法庭委托我们进行庭前非诉调解的两起案件。”知识产权调解中心主任游闽键向记者分享了他此次担任调解员的经历。案件起源于一场知识产权纠纷：“我的美丽日志”商标在中国大陆的独占许可人统一（上海）保健品商贸有限公司（下称统一公司）发现，一电商平台上有标识为“我的美丽日记”的面膜产品出售，销售量巨大。该电商平台住所地位于上海自贸区内。经向该电商平台沟通无果后，统一公司以侵犯商标权为由将销售“我的美丽日记”面膜产品的两家企业和该电商平台诉至浦东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消除影响。

　　这本来将是一条漫长的知识产权维权诉讼之路，然而由于调解员的介入，维权之路很快见到了曙光。“我们受理这起案件后，依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关于自贸试验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工作规则（试行）》及知识产权调解中心的《调解规则》，开展调解工作。最终，该电商平台在这两起案件中分别赔偿原告10万元和6万元，这样的调解结果得到双方认可，平息了此次纠纷，前后历时不到一个月。这充分表明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作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之一，能为权利人提供更多知识产权纠纷解决途径和维权选择，有效降低维权成本。”游闽键说。

　　原本势如水火的涉案双方，怎会在这利益攸关的时刻握手言和？面对记者的疑问，游闽键道出了其中奥秘。“能够达成和解，肯定是出于双方当事人本来的意愿。通俗地说，我们扮演的是‘老娘舅’的角色，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偏袒任何一方，立足促成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最终和解为目标，维护并发展当事人持久的合作关系和长远利益。”游闽键说，“相对于诉讼等途径，人民调解途径在专业性得到保证的同时，有案件处理效率高、维权成本低、减少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节约司法资源等优点。此外，这种方式还有利于当事人信息保密。”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电子商务、文化贸易和定牌加工业务的发展，未来上海自贸区产生纠纷最多的领域将是金融和知识产权。对当事人来说，选择民间调解意味着花最少的钱、以最短的时间解决纠纷。”对于调解方式的适用性问题，游闽键表示，知识产权调解中心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专家服务团队，调解员上岗前须经过严格的选聘、培训以及考核，因此不必对调解的专业性产生疑虑。而调解员的确定，一般是由各方当事人在调解员名册中自主选择进行确定，这保证了调解活动的公正性。双方达成一致的调解协议，可申请法院进行司法确认，这也保障了调解结果的强制执行性。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上海是全国首批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3个试点地区之一。在上海5家试点单位中，游闽键所在的知识产权调解中心是目前上海自贸区内唯一一家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机构。在试点期间，上海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办公室将针对这5家试点单位开展问卷调研、专业培训、案例收集、规则制定等工作，力图引导并鼓励建立知识产权民间保护与行业自律机制，充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调解中心、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等在协调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的积极作用，拓展多元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在上海自贸区建立调解机构，以人民调解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无疑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模式。为使这种模式更好地发挥作用，还需要对调解机制进行不断探索、逐渐完善，进一步规范诉调工作制度、完善诉调对接机制等，使民间调解制度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上海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秘书长、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吕国强所言，我们乐见，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纠纷中出现更多的“老娘舅”们的身影，我们期待，“以和为贵”的调解理念能真正化干戈为玉帛，让更多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寻找到最佳维权途径。